方言和上海人的地域观念(3)

苏北小伙的案例则是更少发生。宁波人要是和江北人闹矛盾，一般当面不发作，背后却总是一句：帮迭种江北宁有啥好讲额。我初中有一个同学，家里条件非常差，他爸爸插队后就留在了贵州，他小时候被带到上海和阿娘、阿爷一道住。阿爷没有工作，只是靠修脚踏车贴补家用，他每次想吃几个生煎馒头都需要阿爷用修车服务去换取，但希奇的是这么穷的人还非凡歧视江北人，其中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颇深。初三毕业后，我考入了一所位于静安区北部的高中，那年暑假我去他家玩，他阿爷振振有词地告诫我到那里要当心，因为那是江北人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连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宁波人都如此歧视苏北人？这可能要归咎于宁波人的优越感太强的缘故。作为和上海亲缘关系最近的一个地域，宁波，也只有宁波能把上海看作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晚辈。不提包玉刚、蒋介石等大佬，也不提陈逸飞、余秋雨等大腕，更不值得提周星驰等“说不出，话不像”的宁波人，光两院院士宁波就批发了80来个，难道还搞不好一个上海？宁波裔上海人占了上海市区人数的三分之一，这个比例还不包括有宁波血统的上海人。宁波话里的“阿拉”能把上海本地话的第一人称复数“我伲”挤出上海市区，并成为上海的标志性词汇，足以说明宁波帮势力的强大。在老一代移民中，宁波人算得上是上海真正的主人。
　　
　　早在19世纪，宁波人就控制了上海的钱庄，而且参与了新式银行；他们以洋布、五金、医药为商，并跨入中国最早的重工业；在上海近代的机器和船舶业中，他们也有三分天下。20世纪30年代，上海工商名人录近两千人，宁波人占据四分之一，至于“宁波帮”中赫赫有名的虞恰卿、叶澄衷、孙衡甫、刘鸿生等人更是在上海商界呼风唤雨。（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教授的资料）
　　
　　和宁波人重教育、规矩大、勤俭节约的传统相比，在我印象中，上海的苏北人是挺会享受生活的。夏天的傍晚，在户外摆起一张桌子，螺丝唆唆，啤酒喝喝，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我最向往的。每每想到苏北人烧的菜都会觉得很饿，在祁连三村吃的盒饭或者蛋炒饭，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他们烧的菜很入味也舍得放油，份量非凡足，付完钱后自己打，四块钱的两荤N素，光是菜就可以让你把一个饭盒装得盖不起来。那时觉得，拎着沉甸甸的盒饭走上楼梯，未来就布满了希望。
　　
　　苏北人私密观念不强，这也反映了他们粗犷的性格。新村里一家卖盒饭的人家把这一特点发挥地淋漓尽致。他并不摆